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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是哪八位(关于唐宋八大家简介及人物)

来自网友提问 提问时间:2022-12-19 10:50:23 阅读次数:0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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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宋八大家简介

  唐宋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唐宋八大家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唐宋八大家简介1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昌黎(今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明人推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

  韩愈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世称柳河东。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

  欧阳修——一代文宗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存词240多首,诗900多首,其中亦是佳作频出。

  苏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世称“老苏”。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

  苏轼——一衰烟雨任平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现存362首词,存诗2700多首。作为北宋文豪,苏轼的诗或哲理,或感慨人生,或怀古言情,无不动人。

  苏辙——澹泊,一唱三叹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又号栾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之弟,世称“小苏”。苏辙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

  曾巩——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风)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家,文学家。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

  王安石——笔力简而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东乡)人,北宋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后期创作“穷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重炼意和修辞,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其抒情词作,写物咏怀,多选空阔苍茫、淡远纯朴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

  唐宋八大家简介2

  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唐宋八大家简介3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诗文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唐宋八大家简介4

  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 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龄,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翻开书年,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 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为他起 名作难 ,便问: ,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人群之首,会乃,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 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你不必在翻字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字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 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听后,拍手叫绝:好!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 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 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 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了,他却名落孙山。

  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一连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结婚。 卢小姐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 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 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 ,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暗道 :卢小姐果有见地,接着说道 :小姐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请小姐赐教。卢小姐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 人求言实,火求心虚,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韩愈捧赠言,一阵沉思:此乃小姐肮腑之语啊!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这个愈字便是证据。于是,他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给自已起了个新名字。

  唐宋八大家简介5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这个职位暂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为佐证,似有不实。),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在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军事制度,以提高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为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唐宋八大家简介6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总的看来,曾巩一生,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唐宋八大家简介7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 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唐宋八大家简介8

  说到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的政敌,也势必要与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与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试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自然保护区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唐宋八大家简介9

  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诗歌创作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影响。

  论说文

  韩愈在论说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马说》被选入初中课本。

  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 《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

  《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彩。

  思想意义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唐宋八大家简介10

  原文

  曾巩知齐州,其治以疾*急盗为本。曲堤周氏子高横纵,贱良民,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社,杀人劫财,无不如志。巩属民为保伍①,使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自是外户不闭。

  后徙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而诊。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②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巩负才名,久外徙,一时后生辈锋出,世颇谓其偃蹇不偶③,而巩视之泊如也。过朝廷,神宗召见,劳问甚宠,拜中书舍人。

  注释

  ①保伍:古代百姓五家为伍,又立保相统摄。此处泛称基层户籍编制。

  ②委废单弱:家境衰败,无所依靠

  ③偃蹇不偶:命运不济

  译文

  曾巩在齐州担任知县,他的管理把快速严厉地打击*邪之事和犯罪作为根本。曲堤有户姓周的人家,儿子周高横行骄纵,残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够动摇权贵和富有人家,州县里的官吏不敢追究,曾巩逮捕了他,处以刑罚。章邱民在乡村里聚众结伙,号称社,杀人抢钱,没有一件事不如愿的。曾巩让百姓结为保伍,让他们侦查盗贼的行踪,有盗贼就击鼓传递消息,每次都能抓到盗贼。从此,百姓不用关门睡觉。

  后来迁任洪州。正逢江西当年瘟疫流行,曾巩命令县镇全部储存药品以备需求,士兵百姓不能养活自己的,招来在官府里吃饭住宿,把吃的喝的穿的全部供应足,分别派医生诊治。

  曾巩孝顺长辈,与朋友友爱,父亲已逝,侍奉继母更加周到,在家境衰败的时候,抚养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做官上学,谈婚论嫁,全是曾巩出的力。他写文章,思维广阔,当时擅长写文章、作诗词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曾巩久负才名,长时间地在各地做官,当时上有很多后辈出人头地,世间都说他命运不济,但是曾巩把这件事看得淡泊。上至朝廷,宋神宗召见他,慰劳询问,十分宠信他,任命为中书舍人

  唐宋八大家简介11

  位于阜阳城西北一公里新泉河两岸,西湖又称汝阴西湖、颍州西湖。长5公里,宽1.5公里。是古代颍河、清河、小汝河、白龙沟四水汇流处。因阜阳地北魏以后称颍州而得名,为唐、宋、明、清历代名胜。有会老堂、清涟阁、画舫斋、湖心亭、宜远桥等十数处建筑,并有菱荷十里,杨柳盈岸,久为游人憩游胜境。唐、宋以来,即与扬州瘦西湖、杭州西湖并称。北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尤喜此湖,有诗赞曰:菡萏香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后欧阳修终老于此。清嘉庆后,湖面逐渐淤塞。今存有会老堂并欧阳修石刻像等遗物。

  明代《正德颍州志》载:西湖长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大清一统志》云: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颍州西湖景色之美,四时俱佳,招徕不少文人志士出守颍州,更是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之旅游胜地。从宋代起有北宋词人、宰相晏殊,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苏轼、宋代中书侍郎吕公著等七大名人知颍州,为古颍州西湖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留下了113首著名诗篇,加之71名古代和近代诗人的诗篇共259首。

  其中唐宋八大家占四人,还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苏轼曾在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可见,颍州西湖在古代确为天下西湖之冠。但后来由于黄河泛滥,西湖被泥沙填平,昔日美景,已不复存在。今天阜阳西湖的半岛之上,还建有颍州西碑林。此处碑林占地30余亩,共有树碑2000多块,碑林、碑亭、百米碑廊、陈列馆所兼而有之。另有1000余块2米的石碑组成的八卦阵林,堪称国内园林之独创,尤为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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